永久和平憲章/世界大同標準【三十條普遍法則

19.國家守法大同: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直接對人民發生權利義務,推進永久和平的世界大同憲法。(§4.2)

法則:《永久和平憲章/世界大同法》§4.2

第四條  永久和平法治大同

第二項 (國際法至上〜國際法高於國內法,保障人民的努力不會白費)

(一)不論現在或未來、不論法律有無規定、國家有無締約,臺灣人民承認國際法[1] (包括自然法[2]、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國際絕對法[3]及其等同性質的國際習慣法[4])凌駕於國內法之上[5],直接對臺灣人民發生權利義務[6]、直接保障人民的努力不會白費、直接保證普世公義在臺灣落地生根、直接保障臺灣萬世太平一步到位。

(二)任何事務應有法定標準。一切法律規範,就是一切標準。國際標準組織(如ISO)或他國的最高標準(如歐盟)構成本國基本標準[7]

(三)國家有義務參與國際規則或國際標準的制定或修訂。即使暫時無法加入這些國際組織,亦應先施行其標準與價值,並更進一步創新之。

(四)人類法律位階排序詳見國際機構或國家機關權力行為原則(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層級表(參見【附件表1:世界法層級表】)。

(五)國家機關應依憲法與法律負責履行國際義務,任何機關皆不得援引國內法(包含憲法及法律)作為不遵守國際法或國際標準的藉口。

(六)國家及一切機關皆應全力實踐一個地球一套法制體系,修補世界永久和平發展法(簡稱世界法、人類共同法或人類大同法)。

 

[1] 參考丘宏達《現代國際法》,臺北:三民,2012年,頁121。國際法雖然要求國家履行其義務,但卻不會過問國家是以何種方式履行其義務。國家可以選擇直接適用國際法,也可以經由立法方式將國際法轉為國內法,或是採取行政或司法措施皆可。本法主張之國際法高於國內法,並使其直接對臺灣人民發生權利義務的目標一旦實現,絕對可以成為世界秩序新典範。

[2] 政治哲學上的自然法:自然法主義堅信,「在統治者和主權人民之上,在全體人類之上,還有更高的法律。」自然法思想不僅是西方社會制度的基石,也是文明的根源,深植於西方思想,表現於《大憲章》、《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及美國憲法,提供了是非對錯、公私行為的基準,成為對抗專制政體和暴民政治的根據,促進並保護自由民主體制的成長。2.國際法上的自然法:17世紀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將他的國際法理論奠基於自然法,特別是在論及有關海洋自由和正義戰爭的理論時,格老秀斯。更是直接訴諸自然法。關於自然法本身,他寫道:「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變或廢除自然法」;「即使我們假設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它不關心世人之事,它(自然法)都將保持其客觀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i XI),而這就是有名的「假設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論證,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連結於神學。3.憲法上的自然法─此概念在英裔美國人的習慣法發展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議會君主的政治鬥爭中,議會方面時常從英國基本法中引經據典,而英國基本法有史以來便蘊含了自然法的精神,並且對於君主的權力做出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中表露無遺,此外,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法理學斯波納(Lysander Spooner)也明確表述他稱為「自然法」的理論(或稱正義的科學),也就是主張所有侵犯和強迫個人及其財產的舉動都是「非法」的,但僅為了對抗人造法律而起義的犯罪,則是正當的。4.法學上的自然法─自然法論者認為「法律是什麼」以及「法律應該是什麼」並不是兩個分開的問題,而是同一個問題。正因為如此,自然法論主張法律屬於倫理規範的一部份,也就是認為法律的「概念」與「理想」應該要相互一致。依古典的自然法論,「如何發現法律」以及「什麼是合於正義的法律」一直是學者們追求的目標。這些理論家試圖從自然律、神的啟示以及人的理性與經驗中找出亙古不變的自然法規則,並認為這些自然法是至高無上,具有先驗的性質,人訂的法律一旦牴觸了自然法,就再也不能稱之為法律,亦無義務遵守。因此,對於「什麼是法律」這個問題,自然法論者往往主張「因為正義才能成為法律」,這同時意味著自然法論者必須深入探討正義、公平等價值的意義為何。

[3]前提條款【§適用範圍】即明確指出,本法為構成憲法的主要成分,並致力促成未來的世界憲法標準,演進成為新的國際絕對法/強制法。關於國際絕對法/強制法,維也納條約法公約(§53):條約在締結時絕對法牴觸者,無效;同法(§64):遇有新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絕對法)產生時,任何現有條約之與該項規律牴觸者,即成為無效而終止。

[4]國際習慣法是國際法的法源之一,有關其成立要件,參見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項(b)款,即「基於普遍的實行,已被認定為法律」。具體而言,國際習慣法的成立要件包括:(1)普遍性:即具有「普遍之國家實踐」,其特徵為(i)空間普遍性;(ii)實踐一致性:各國之實踐具有實質一致性;(iii)代表性:須考量代表性國家,包括對其利益有特別影響之國家是否有一致之實踐;(2)時間持續性:即該一致性普遍實踐必須經過相當期間,展現出持續的特質;(3)法之確信:即絕大多數國家認為有從事某項法律行為的義務,深信該慣例具有強制力,且願受其所拘束。

[5]請你用理性來思考,做最有利於臺灣環境的價值決斷,即「國際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依實證主義、分析實證主義與新康德主義法學代表凱爾森之現代化國家國際法理論,國際法和國內法是一樣意義的法律,因為它具有法律的主要特徵─強制,而戰爭和報復便是國際法對於不法行為實施制裁的兩種形式。如果我們能將一國對他國使用武力解釋為不法行為或制裁,那麼「國際法之為法律,也就不亞於國內法」。

 從國際法的作用來看,它決定和限制了國內法律秩序的時間、空間和屬人方面的效力範圍,包括國家承認、國家領土範圍,以及國籍等問題;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對事效力範圍,即國內法調整事項的權限範圍,也有關係,國際協議所創立的規範限制了國家任意決定事項的權力。

 凱爾森認為國際法和國內法是統一的(一元論),但就二者的相互關係而論,只可能產生兩種類型:其一是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或相反地,國際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其一則是二者處於平等關係;但如果主張二者具有同等地位,就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位階高於二者之上的第三種秩序。由於前述第三種秩序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必然處於高低位階的關係。如果它們相互獨立地並肩存在,但又不屬於一個高級秩序,這種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的。

 大多數國際法學家反對一元論,主張二元論或多元論的主要理由在於「國內法律秩序不是只有一個,而是有許多個」,認為國際法和國內法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法律秩序,分別調整不同事項,具有不同淵源。然而,這種觀點,即使在邏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換言之,兩個不同的、相互獨立的規範體系,在同一時間和空間系絡中均有其效力,在邏輯上來說,是相互矛盾,不能成立的。

  為了論證國內法和國際法是兩種同樣有效的規範,多元論者提出了國內法「承認」國際法的理論,即國際法經一國國內法承認後,才對該國有效。但這種理論不自覺地否定了國內法和國際法相互獨立的主張,而衍生出「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的結論,其結果,多元論實質上也變成了一元論,雖然也主張國內法和國際法統一,但是這種統一卻是指國內法高於國際法之上,後者從前者取得效力,國際法構成國內法的一部分。

  凱爾森認為,這種一元論和他的一元論是完全對立的,他主張國際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後者受國際法的「委託」,因而是相對低階的法律秩序。

[6]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直接對人民發生權利義務,參照《德國基本法》§25。

[7]任何事務的標準明確化,國家依國際最高標準為你我提供服務,凡事必須以國際標準作為依據,例如:歐盟標準(EU law)【附錄表5】與國際標準(ISO)【附錄表2、圖2】不一致時,應擇優適用之。